海南校长携6名小学生开房事件发生后，曾一度饱受争议的嫖宿幼女罪再次成为热议的焦点。2009年轰动全国的贵州习水公职人员嫖宿幼女案经媒体曝光后，引发了人们对嫖宿幼女罪这一饱受争议罪名的讨论。嫖宿幼女罪屡遭诟病的另一个原因是，在媒体曝光的嫖宿幼女案中，当事者大多是公职人员。而自海南校长携6名小学生开房事件发生后，媒体又屡屡曝出多地发生的猥亵、性侵小学生甚至幼儿园孩子的案件，废除嫖宿幼女罪再次成为热议的话题。

    无论是依照嫖宿幼女罪还是强奸未成年幼女犯罪，同未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行为都是犯罪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人们之所以对嫖宿幼女的罪名诟病颇多，是因为在我国现有法律中，嫖宿幼女与奸淫幼女在刑责上差异很大，嫖宿幼女罪法定刑为5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，最高刑为15年有期徒刑。而奸淫幼女在刑法上被视为强奸罪的从重情节，按照强奸罪定罪量刑，最高刑可至死刑；且嫖宿幼女与奸淫幼女在法律上虽然有明确界定，但这种界定在公众看来并不清晰，很容易在实际操作中被干扰而混淆，正因为如此，嫖宿幼女罪的设立被很多网友误解是为强奸幼女犯罪发放了“免死金牌”，再一个不能不提的原因就是，经媒体曝光的这些性侵幼女事件，犯罪嫌疑人大多是“公职人员”，出于某种心理，人们更希望废除这一罪名。海南校长“开房门”事件发生后，这种忧虑和担心让嫖宿幼女罪的存废之争再一次浮现在人们面前。

    事实上，如果将嫖宿幼女罪废除，一律按奸淫幼女来追究刑事责任，是否就可以杜绝这类案件的发生，是否就可以对公职人员产生强大的震慑力呢？笔者看未必，无论是嫖宿幼女还是奸淫幼女，对于犯罪分子来说，其作案的侥幸心理远远大于对刑法的恐惧。因此，依靠加重处罚未必更能产生震慑力，而法律的公正在于罪有应得，犯了什么罪就当按什么罪处罚，嫖宿幼女同奸淫幼女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犯罪，如果都按某一种罪名进行处罚，显然有悖法律的公平公正。 

    衡量法治社会的标准在于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，而衡量法律完善程度又在于某些法律条文的完善，从推进法治社会进步上来看，法律的细化是大势所趋，以某项罪名来“视为”、“参照”或是“等同于”另一项罪名进行处罚，既不科学也有失公正，恰恰说明我们的法律制度还有待健全和完善。就事论事而言，嫖宿幼女客观存在，刑法将嫖宿幼女设为单独罪名，不仅没有不妥，也体现出法律的进步，人们对这一罪名的质疑并期望废除，并不否认有嫖宿幼女犯罪现象的存在，而是担心两项罪名在实际司法过程中被“蓄意混淆”，这就需要有过硬的审判案例来释疑，原永城市委副秘书长、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李新功因犯强奸罪、猥亵儿童罪，近日被核准并执行死刑，海南“开房门”两位“公职人员”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不仅证明嫖宿幼女罪不是强奸未成年人犯罪的“免死金牌”，更不会获得轻判，也是对人们这种焦虑与担忧的最好释疑。

    笔者认为，法律不仅要在罪名上逐步严谨、细化，更应在量刑尺度上更加精确，这样不只是便于操作堵住某些弹性空间，更便于公众实施监督，也能更加确保司法的透明与公正。就事论事而言，嫖宿幼女客观存在，人们要求废除嫖宿幼女罪名，其实是对某些司法不公、执法不严谨的现象存有焦虑和担忧，如何保证两项罪名不至于因人为操作而混淆，让重罪者得到不应有的轻判，让法律拥有至高无上的尊严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这才是人们需要真正面对和探讨的问题。

    （朱永华 作者系安徽省某国企的管理者、法律顾问）来源自人民法院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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